從政先修德,“德”從哪里修起?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給出的答案是:“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。”司馬光在《訓儉示康》中引用春秋時魯國大夫御孫“儉,德之共也;侈,惡之大也”的話作了這樣的論證:“夫儉則寡欲,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,可以直道而行;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,遠罪豐家。”“侈則多欲,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,枉道速禍;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,敗家喪身;是以居官必賄,居鄉必盜。”意思是,節儉是一切美德的共有特點,奢侈是最大的惡行,有德行的人都是從節儉做起的。人如果能做到儉樸,就會減少貪欲,遠離災禍。這番見解,至今給人啟迪、發人深省。
《訓儉示康》是司馬光寫給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。之所以寫這封家書,是因為年僅20歲的司馬康即將出仕任官,而當時的社會承平日久,風俗日益奢侈腐化,人們競相講排場、比闊氣。司馬光敏銳地洞察到這些現象,語重心長地告誡兒子牢記“儉能立名,侈必自敗”的道理,為從政打好基礎。史料記載,司馬康謹遵家教,一生審慎儉素、清廉方正。好友范祖禹在司馬康去世后,為他撰寫了墓志銘,對他的評價是“為人廉潔,未嘗言財”。
“歷覽前賢國與家,成由勤儉敗由奢。”這是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。古往今來,大到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,小到一個家庭、一個人,那些揮霍家財、追求奢侈享受的,最后沒有不衰敗的。西晉時何曾“日食萬錢,至孫以驕溢傾家”,石祟“以奢靡夸人,卒以此死東市”。其原因在于,貪圖安逸、溺于奢華會觸發人們內心的貪欲。因此,真正的智者總是節制有度,通過“窮養”來磨煉心智,保持清醒的頭腦。諸葛亮在《誡子書》中說:“君子之行,靜以修身,儉以養德。非淡泊無以明志,非寧靜無以致遠。”《朱子家訓》則倡導從日常生活入手,“自奉必須儉約,宴客切勿流連。器具質而潔,瓦缶勝金玉。飲食約而精,園蔬愈珍饈。勿營華屋,勿謀良田。”這些皆落腳于一個“儉”字。其道理在于,內心的寧靜平和是建立在儉樸和淡泊的生活之上的。所以,孔門七十二賢之首的顏回即便“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”,而他自己卻能“樂亦在其中矣”。
戒奢崇儉是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,映照著黨的初心使命。1936年,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到達陜北延安,他所看到的是,毛澤東住著簡陋窯洞,周恩來睡的草席土炕,彭德懷的衣服“那是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后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”,林伯渠“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,一只腿架已經斷了,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”……斯諾由此感慨,共產黨人身上的“東方魔力”是“興國之光”。如今,我們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,但艱苦奮斗、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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